課綱與「微調」——一場爭奪詮釋權的戰役

台大歷史所 李盈佳    

       2014年初、舊曆年前「課綱微調事件」的發生，除了提醒我們程序正義在以「依法行政」為傲的各級機關是多麼的不受重視，也再度掀起島嶼積累多年的歷史詮釋戰役。
       且慢。這，是一場爭奪詮釋權的戰役嗎？
       當我們看到「微調」後的課綱，許久不見的「光復臺灣」取代「接收臺灣」而再現，日本人「剝削」臺灣的事例與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經濟「建樹」被大幅強調，臺灣與中國的關聯性在各歷史分期皆著意描繪，也許會隱隱感到某種「新詮釋」正在躍動，而與曾經的主流論述雷同。但即便我們仔細對照了新舊課綱的異同，仍難以明確掌握背後的勢力為何。


       事實上，關於臺灣的課綱與教科書的問題，這些年來，已有許多拚搏——拚搏發生的地點，有時在會議桌上，有時在教學單位裡，更時常在報章雜誌間。與此同時，也不只一次聽到學界前輩語重心長的告誡，告誡我們應該拿捏的分寸。告誡內容通常是這樣的：
       「年輕人，別花太多時間去煩惱教科書的問題；大家都曾經是學生，都知道那些課本裡的東西，考完試大多忘了，不是嗎？」
       「教科書尚且如此，更遑論課綱爭議了！不是早施行一綱多本嗎？課綱怎麼訂定是一回事，編寫教科書則是另一回事；所以，年輕人，也別為課綱的事操心了。」
       有一回，眼見面前的「年輕人」們似乎不大服氣、乃至欲出言反駁，前輩補充道：「你們會覺得教科書影響力好像很大，是因為：第一，你們還年輕——到了我這年紀，鐵定忘光；第二，你們是成績好的一群；別忘了，有很多學生是幾乎不受教科書影響的。」
       面對這樣的論點，我的想法是：教科書對學生的影響之所以不容小覷，並非因為所有學生都會盡信並且牢記教科書的內容，而是臺灣教科書（課綱亦然）所具備的正統性與權威性相當穩固；再者，受到考試束縛的學子長期浸淫於「課內書比課外書重要許多」的觀念中，即便長大成人、遠離課文，在面對人生各種關乎價值觀的抉擇時，多年前日復一日吸收的「課內訊息」仍能發揮超乎想像的影響力。
       不過，縱使始終無法如前輩這般低估教科書的影響力，這番談話仍提醒了我們，課程綱要乃至於教科書內容的決定，應該考量到所有的學子，而不能只是少數人關起門來的決議，如同臺灣民主國的誕生一般。什麼該教、什麼不該教？什麼一定要教、什麼不一定要教？或者，從更根本處提問：透過教學，我們究竟希望下一代得到什麼？
       這些，都是我們必須持續面對的課題。
       且讓焦點回到前輩語重心長的那番話語。的確，學院裡不乏持有類似論點的前輩學者，學院外頭，也總是有勸後輩少關心政治問題的長輩；但無論如何，由於動作實在過於粗糙，課綱「微調」爭議持續延燒；其他議題也毫不猶豫的、一波一波的襲來；反對調整的一方尚未能撼動行政機關已然完成的作為，便又遇上了三一八運動。
       運動開始後，看著新生代為了不確定的將來，離開舒適的被窩而衝撞嘶吼、露宿街頭，部分論者將緣由指向教育內容的改變；更具體來說，受到所謂「去中國化」教材影響的年輕一代，似乎是這次運動中相當重要的一股力量。
       此一推論自然也難得前述前輩學者的青睞。不過，其間值得深思之處，其實相當幽微而深刻。
       姑且不論「去中國化」此一說法的謬誕，且揣想一組對照：同樣買課本、同樣要考試，從三皇五帝、長江黃河開始學起的世代，和從臺灣原住民、家鄉的小山小水認識起的世代，在面對「中國」之際，思路和邏輯會是一樣的嗎？
       答案顯然是否定的。不過，這一切，和舊曆年前的「課綱微調事件」又有什麼關聯呢？
       回到「課綱微調事件」所掀起的、究竟是不是詮釋權爭奪的戰役那個提問上吧！
       有一份刊物，叫作《海峽評論》雜誌。翻開一期一期的《海峽評論》雜誌，我們可以看到，這份以「立足兩岸，放眼世界為海峽兩岸搭橋樑，為中國前途覓希望」為宗旨的刊物，常見執筆者中，有著多位勤於寫作的學界中人；察其名號，與「十人檢核小組」成員，有著高度的重疊。
       常常在《海峽評論》雜誌發表看法、視「去中國化」為洪水猛獸的學者們，懷有深深的擔憂。他們擔憂教科書的編寫不再使學子對中國懷有溫情，擔憂「台獨分子」破壞年輕人對中國的認同，擔憂歷史教育不能再為政治服務。
       於是我們不得不說：
       是的，這是一場爭奪詮釋權的戰役。
       而在思考課綱應該有著什麼樣的面貌之際，我們不斷碰觸的，是對內容的取捨、對過去的詮釋，同時也是對價值的選擇。也正因如此，這個議題，需要島國上的你我，共同來關心。